已经退了
2021-01-17 05:58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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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近七十年,中国大力推进法治进程,然而基层农村法律依然缺失,农民法律意识相对依然淡薄。

晚上9点55分许,张洪水驾着他那破旧的、没有车灯的拖拉机由东北向西南,行驶在漆黑一片的乡间石子路上。

张洪水后来被送往解放军一五九医院住院治疗。医生给出了这样的诊断:左眼虹膜离断,眼挫伤、瞳孔散大、视网膜变性、视网膜黄斑裂孔。

记者查询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(试行)》第102条发现,执行现状已满足“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”的条件,即符合执行中止的条件。不过,只要满足恢复执行的条件,就可以随时恢复执行。

负责执行的法官也是满肚子苦水,查户籍、查银行账户,又通过网络查询,都查不出黄伟刚的个人情况。

当时,18岁的江瑞(化名)驾驶着摩托车,后座上挤着两个朋友,撞上张洪水的拖拉机斗左前角。江瑞当场死亡,两个朋友一重伤一轻伤。

下一步,只有银行、工商、车管部门等全面并网,才能真正突破执行难题。

王盛开对农民的意识、思想和文化关注较多,在多年的走访调查过程中,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,“张洪水的事还有司法机关在参与,有些事情连司法机关都没参与,后期政府的麻烦会更大。”

如果6年前的8万余元赔偿能够顺利拿到手,张洪水的困境,也许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。邓连伟也对这笔没有着落的执行款耿耿于怀。在他看来,张洪水若能顺利拿到这笔钱,也是自己摆脱当前困境的关键。

邓连伟和邓保华不断声称,签协议时没有留意到这一条。再加上当时交警一直在旁边催,根本没时间细看研究。

赔偿协议是由高刘伟和江永旺(江瑞父亲)双方签订的,白纸黑字标明了“张洪水首先支付120000元,剩余部分由支书邓保华、主任邓连伟担保6个月内必须支付。否则负法律责任”。

后来,邓连伟被不断“骚扰”,催着还钱,他才意识到,当天他和邓保华签上名字的协议里列明了两人对赔偿负有担保责任。

法院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直言,由于做不到信息共享,执行难度相当大。

“俺孩可乖,从来没给谁红过脸。”张洪水的母亲廖凤仙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。

至于村干部被牵扯进来,霍警官给出了解释,这件案子社会影响很大、很坏,需要让村干部参与进来。“他们法律意识强一些,可以劝涉事村民自首,给他们讲法等。”在村民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村,村干部从中协调,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,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
如果那8万多元赔偿款执行到位,也许张洪水不必日夜操劳,深夜驾驶拖拉机干活;

张洪水所在的村并不算穷,几乎家家有苗圃,是远近闻名的苗木之乡。

张洪水的世界里,没有陌生人。就连最后因车祸成仇的江永旺,也是他的初中同学。

张洪水吓坏了,第一反应是捂住眼。然后赶紧给家人打电话,并报了警。

王盛开坦言,受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的影响,农民一提到打官司,就觉得是件不好的事儿,因而他们更希望通过人情、个人权威或经济利益等方式处理有关矛盾纠纷,法律意识相对淡薄。加之很多农村人文化水平低,知识储备不够,主动学习法律条文的兴趣也不浓厚,就算是有村民想学习法律知识,也找不到学习渠道。此外,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在农村做得也不够,村民对司法程序不熟悉,农村缺乏依法办事的土壤。

在邓连伟眼中,他和邓保华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,一个不期而遇的“偶然”,就让他们背上了12万元债务。

“你想爸爸吗?”廖凤仙反问。“想,谁家孩子不想自己的爸爸?”祖孙二人抱着哭……

邓连伟说,2015年9月3日,江家人和一帮村民,抬着装着江瑞尸体的水晶棺,堵着张洪水家的门。又吵又闹,喝酒骂人,不断放炮。

另一边,汝南县东官庄镇李寨村村民黄某过世,小儿子黄伟刚坐在殡仪馆的中巴上,送父亲前往汝南县火化。

在没有陌生人的地方,熟悉产生信任,信任来自规矩,这规矩不是法律,而是村规民俗。

如果村民都有强烈的法律观念、监督意识,也许张洪水不会无证驾驶、早就给拖拉机安上了明亮的车灯;

按汝南乡间习俗,运送逝者的车辆,每逢路口、拐弯处或是过桥时,都得扔些鞭炮。“怕魂走丢了,得叫上跟着走。”一位当地农民这么解释。

村主任邓连伟说:“这哪有逃逸的样儿?张洪水真不知道撞了人。”

江永旺不断变换着站姿,最后索性靠着柱子蹲下来,他解释说:“我这腿不行了,以前干活没注意,现在股骨头坏死了,干不成活了。”

村里人只看到这个“外姓人”勤劳踏实本分,抠得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,这样的人怎么会惹事呢?

如果没有先天的残疾和接连的不幸,也许张洪水已经开上了轿车,日子过得殷实富足。苗木之乡里,似乎处处充满可能性。

2016年4月14日,在汝南县南海禅寺门前,香客游客络绎不绝,江瑞的父母紧锁眉头,斜倚着粗大的廊柱,目光空洞。

上午9点,路过舍屯街东头时,黄伟刚从车里扔出鞭炮,恰巧炸到了推着摩托车行走的张洪水的左眼。

廖凤仙思念狱中的儿子,整日以泪洗面,在小孙子面前,她强忍着泪水,不过6岁多的小家伙,却能读懂奶奶的心。

从2012年3月20日立案后,汝南县人民法院就一直在寻找黄伟刚,从未间断过。

邓连伟在张洪水家拿不出更多钱的时候,自掏腰包贴了两万元赔给了事故中受伤的孩子。

到了邓庄路口,该拐弯下土路了,对面过来两辆摩托车,车灯很亮,照得张洪水看不到路,他就向右扭着头看下路口。拖拉机的车头顺利右拐下土路,轴距太长,后面的拖车还在主路上。

在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、研究农村问题的王盛开博士看来,被鞭炮炸伤和交通事故这两件事,表面上看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,毕竟间隔了五年时间,但两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,就属于典型案例,是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。

“之前被骚扰得没法过了,这几天他们(江家)把我起诉了,也不来找我要钱了,反倒清净了。”邓连伟说,他最想不通的是,一场普普通通的交通肇事赔偿,为什么要把自己牵扯进去,“根本就没看到‘担保’那条,说啥也不该我赔这个钱。”

张洪水在法庭上供述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停车,与妻子的证言相互印证,再加上其驾驶证被注销、负事故主要责任等各种证据的确认,2016年3月4日,汝南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洪水有期徒刑三年。

江瑞的朋友王威(化名)事发时骑车超过了江瑞,折回去找他们三个时,看到的却是惨剧。他急忙拨打120,并电话叫来了江瑞家所在村——两公里外的辛屯村村干部张天林。

当年的那起事故,经过两审,一审判黄伟刚承担80%的民事责任,殡仪馆承担20%的民事责任。二审法院驳回了黄伟刚的上诉,并宣告殡仪馆的汽车内贴有“禁止燃放鞭炮”的警示牌子,已尽到提醒义务,所以民政局不再承担责任。82780.89元的赔款,全由黄伟刚一人支付。

需要用协议、契约这些颇为洋化的新名词来规范和解决的,是缺乏信任基础的陌生人之间的约定,之于熟人,那就是撕破脸的事了。

上述这些方面,在张洪水的两个案件里显露无遗,此外,还暴露出司法无力及法律援助不到位等问题。

在场围观的村民很多,有人认出了是民政局的车。警方随后向民政部门核实,在事发时间段,殡仪馆只派出了一辆车,正是运送黄某遗体的车辆。扔炮人是黄伟刚。

然而这个“偶然”,在当时负责处理事故的汝南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的霍警官看来,并不显得那么无辜。

法律里的种种原则,和旧有的伦理观念差别很大,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相去甚远。

“又聋又瞎、说话不清”,这是认识他的人对他的直观印象。一个可怜的残疾人形象,就是张洪水的全部。

2014年底双双上任的宋屯村(邓庄村为其下辖自然村)村干部邓连伟和邓保华没想到,任上第一年就莫名被卷入一场异常棘手的纠纷里。

中国人对诉讼的固有观念,仍然留存在广大民间。朴实踏实的农村人,一辈子都无需与“打官司”扯上关联。

张洪水这个事故的肇事者,也曾经是一场事故的受害者。这两种身份在六年间完成了戏剧化的转换,他的命运急转直下。

“赔偿协议是霍警官出的,他一直催着签字,说这样做,张洪水就能轻判。”邓连伟说。然而,等张洪水的判决书下来,邓连伟蒙了,“想不到会直接判三年,这跟当时交警说得不一样。”

王盛开建议,司法单位应担起普法执法的责任,维护法律的正义与权威,引导农民依法办事。

经司法鉴定,先天耳背、说话吐字不清的张洪水,从此又背上了左眼七级伤残的包袱。

“都是张洪水和江永旺双方协商的,各方责任写得清清楚楚,邓连伟、邓保华还有张洪水都看了。”霍警官说,商量具体赔偿问题的时候,高刘伟还请求江家通融点时间,把家里的树卖了再说。

黄伟刚家就挨着公路,法院工作人员每次路过也都会瞅一眼,可始终没有收获。

走进张家小院,那辆惹事儿的拖拉机锈迹斑斑,还在原地停着,占去了大半个院子。廖凤仙却顾不上处理,她顾及的是家里的地。她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。

仅以银行为例,在广大的农村,至今仍有不少农民把钱存在家门口的信用社,而非城镇里的银行网点,然而信用社没有并网,要查询财产的话,只能人工一个网点一个网点跑。

村里最先接触花木的人,是邓连伟的叔叔。“我叔聪明,会来事。”邓连伟对儿时最深的记忆,就是他家有个苗圃园,叔叔整天忙前忙后。后来,村里人都跟着干,生活就富裕了,有的村民还开上了凯迪拉克。

在交警、村干部的调解下,张洪水签下了赔偿江瑞家24万元的协议。在妻子、妹妹及各方亲戚朋友的努力下,张洪水尽力还上了12万元。“东拼西凑的,实在没有钱了。”张洪水的母亲说。同时,事故中受伤的孩子也收到两万元赔偿。

2015年8月26日下午,45岁的邓庄村民张洪水和往常一样,驾驶着他的农用四轮拖拉机,将种花木间歇期新熟的花生拉去摘果场脱壳。干完活,妻子高刘伟爬上了拖拉机机头左侧的挡泥板,两口子收工回家。

听到有人传言江瑞是酒后驾车,江永旺一再否认:“那天他本来没想出门,后来被叫出去是有同学过生日,他们中午吃了泡面晚上又聚,但是没有喝酒。”据悉,判决书中的鉴定报告也显示:江瑞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。

从受害人到“加害者”,张洪水的两种身份,切换得剧烈而彻底,其中是否有必然的联系,我们无法妄加推断,但揭示出来的问题,却是中原乃至中国基层农村生态的缩影。

2010年1月16日,张洪水送妻子外出办事,返程途中摩托车没了油,他推着车朝加油站方向走去。

汝南县法院的法官们也希望张洪水尽快拿到钱,然而执行难确实存在。

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,假如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,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“无法”的社会。

这对夫妻常年在外奔波劳碌,儿子能够顺利入伍,以后再努力考上军校,是两口子最朴实的心愿。

自打张洪水入狱,廖凤仙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先是眼睛看不清,后来耳朵也背了,再加上早些年患上的心脏病、胆囊炎,她的后半生只能靠药物来维持。

如果相关执法部门能够是非分明、厘清责任,也许邓连伟和邓保华不会无辜被卷入这场无奈的纠纷;

“当时江瑞已经通过了体检,9月1号就要入伍了。我们当时在四川收稻谷,我打电话跟儿子说,过几天就回去送他。”江永旺忍着泪、缓缓地说。

邓连伟说,如果几年前张洪水被炸伤的案子,8.2万多元赔款能执行到位,张家人至少不会这么窘迫。

“谁家有活,他都会帮着干,可卖力。一辈子没吃过好的,没享过福,后来害了白血病,钱花完了也没治好,就走了。”邓连伟的语气充满惋惜。

说起张洪水的事,负责办理执行案件的法官印象深刻。“他一直没放弃(追讨执行款),我们也一直在努力。执行就没间断过,一到春节前后还去对方家里找,始终找不到人。在网络上也查询不到黄伟刚的任何个人财产信息。”

“我们觉得这剩余的12万元钱,张家人赔得起。他们早些年就种苗木,张洪水在驻马店市内还有一套房,听说现在是他爱人住。”江永旺说,“如果不是知道还有房,他们村干部会签那个担保吗?”

村民不懂法,村干部就被拉来居中搭桥、沟通调解。而调解又是个新名词,那不就是乡绅们在乡里乡亲众目睽睽之下、摆着架势来评理吗?

9月4日,在汝南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霍警官的协调下,张洪水的母亲、妻子、妹妹悉数到场,与江瑞家人达成了协议,赔偿24万元。

“哗啦”一声,这是妻子高刘伟听到的声音。“有个摩托车撞咱车上了。”她后来在法庭上作证称当时这么提醒了张洪水。然而当时张洪水并没有在意妻子的话,没有停车,直接开回了家。“他说:你别疑神疑鬼的。”高刘伟说。

然而村干部张天林的一个电话,把夫妻俩的希望彻底打破了,儿子的最后一面甚至没让母亲看见。最让江家无法接受的是,张洪水一家自事故发生后,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。

张洪水的妻子高刘伟和大儿子在驻马店打工,她否认了“在驻马店有套住房”的说法。“我们哪有房?那房子是赁的,已经退了,现在我住在娘家。”高刘伟说。

“村里90%的人都姓邓,但张洪水姓张。”邓连伟说,“他父亲是跟着他奶奶回娘家的,他奶奶曾经嫁出去,所以张洪水和他的父亲就成了‘外姓人’。”不过,村民并没有看不起他,反而相处得很融洽。

如今,协议中规定的6个月时限到了,12万元的赔偿款,张洪水家没有还,邓连伟和邓保华不愿还。协议在手,2016年3月,江永旺只能把他们一起告上法庭。

法院提供的一份执行日志上写道:“2012年5月15日,被执行人在外地打工,家中无人;2013年1月14日,从官庄派出所调取黄伟刚的户籍证明;2014年6月12日,查询黄伟刚的个人储蓄账户……”直到2016年春节期间的执行动向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张洪水的故事似曾相识,在中国农村,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,只是他的命运更曲折,更令人难掩唏嘘。

“他先天上颚就有缺陷,话说不清,耳朵也聋,6前年,又被炮炸住了左眼,眼瞎耳聋的,当时应该是真没注意。”村支书邓保华说。

“黄家有6个兄弟,可偏偏被执行人是远在温州的黄伟刚,根本找不到人。”邓连伟说,黄家的丧事由黄伟刚一人操办,他租的车,扔的炮,自然要由他来承担责任,这在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。但执行时,黄伟刚这个人一直就没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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